7月30日，印度三大电网相继瘫痪，造成印度全国一半领土地区的电力供应中断，受影响人数超过6亿，接近印度总人口的一半。
　　这场“史上最大规模停电事件”让各国重新审视自己的电网安全问题。实际上，在基础设施老化和电力需求不断增长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之下，电网安全已经成为许多国家需要面对的严峻课题，而解决方案既不简单，要花的钱也不是小数目。
　　智能电网是最佳的答案吗？在社会思想家杰里米·里夫金看来，这还不够，因为智能电网仅仅是电网管理模式上的革新，解决不了化石能源日益稀缺、开发利用过程低效的根本问题。在他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中，里夫金指出根本的出路在于把互联网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相结合，在能源开采、配送、利用上从石油世纪的集中式变为智能化分散式，将全球的电网变成能源共享网络。而如上所述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是能源和通信技术相结合而促成的最后一次工业革命，最终会让我们的商业模式和社会模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通信革命+能源革命=工业革命
　　记者：您提出的三次工业革命的框架，将通信技术和能源结合起来考虑，这是一个有趣的、富有启发意义的视角。您是从什么时候产生这个思路的？
　　杰里米·里夫金：我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关注和研究这一课题，并且认识到社会生活的关键是通信和能源。过去，经济学家的目光有的只集中在能源上，有的只集中在通信上，但我认为这两者应该联合起来考虑。因为通信是社会有机体的神经系统，而能源则是血液。在之前出版的一本书《共鸣文明》（The　Empathic　Civilization：The　Race　to　Global　Consciousness　in　a　World　in　Crisis）中，我回顾了“能源统治”的历史。我认为每次工业革命都是通信革命和能源革命的结合。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18世纪60年代～19世纪40年代），通信技术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从手工印刷到蒸汽机动力印刷，后者可以实现低成本大量印制和传播信息，类似今天互联网所实现的变化，随后出现公立学校，大量识字劳动力，人们利用新的通信系统去管理以煤炭为基础的新能源系统。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19世纪70年代～20世纪初），通信与能源再度携手，集中的电力、电话以及后来的无线电和电视机，可以管理更复杂的石油管道网、汽车路网，进而为城市文化的兴起提供了可能性。
　　现在，第二次革命正在死去。能源（煤炭、石油等）变得越来越贵，而且不会再变得便宜。基于能源的技术，例如内燃机、中央电网都已经很老旧，电力在传送过程被浪费掉20%，维持的成本高昂。
　　如今，我们又面临着下一次重大转变。分布式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正与分布式的可再生能源融合，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创建基础设施。分散化能源要求必须协同地进行管理，而且是水平式扩展，与分布式的信息和通信技术真是天作之合！
　　记者：金融危机以来，一些观察家开始反思欧洲的新能源政策，认为西班牙等国政府的政策部分地导致欧洲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您怎么看？欧洲国家的新能源政策是否需要调整？如何调整？
　　杰里米·里夫金：只有节俭是不够的，解决不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危机。大家现在都在说欧洲需要削减政府开支，但是我们必须坚守大的理念和原则，不要在欧洲梦（生活质量、社会市场模式、可持续发展）上做妥协。在这个前提下，政府开支可以削减，但这本身不足够。必要的结构改革、劳动改革、市场改革、银行改革都是必要的，但不足够。根本的出路在于，必须让新的可持续的经济范式成长起来。
　　欧盟已经明确了通过第三次工业革命建设新欧洲的总路线。欧洲和中国之间有很大的合作潜力。我认为现在是欧盟和中国携手合作的好时机，你们同在欧亚大陆，应该通过协商，共同勾勒后碳时代欧亚大陆新空间的蓝图，这是一个生物圈级别的事业。
　　催生新商业模式
　　记者：与前两次工业革命相比，第三次工业革命具有什么特征？
　　杰里米·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五个支柱，分别是：1.向可再生能源转型；2.以建筑为单位的小型电站；3.扩展到所有基础设施上的能源生产和储存；4.充电式交通系统从互动式电网中获取电能；5.能源互联网。
　　这五个支柱如果分别孤立地存在，是毫无意义的，只有互相配合，相互联系，建立起一个集成的基础系统才有意义。美国总统奥巴马就在这一点上犯了根本性错误，他想要实现绿色经济，在本次总统竞选中也打绿色经济牌。他把数十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资金（都是纳税人的钱）花在了一个个孤立的实验性项目上，这些项目之间没有联系，基础设施还是没建设起来。这真是一个悲剧！希望欧洲和中国不要重复美国犯下的这个错误。
　　记者：第三次工业革命如何改变企业的商业模式？
　　杰里米·里夫金：互联网模式其实就是分享协作机制。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分享机制，让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生产者，改变了制造、营销、运输、物流和服务。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是3D打印技术的日趋成熟。
　　在3D打印技术中，我们把软件写入打印机，打印出物品，例如可以打印一个机器零部件。传统制造模式是“减式制造（subtracted manufacturing）”，是集中式的、追求规模经济，从自然界利用大量原材料，生产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浪费。而3D打印技术根据我们编写的软件逐层逐步地“打印”出来，让“增式制造（added manufacturing）”成为可能，材料没有损失，只用到旧模式中1%的原材料和能源。
　　在中国有数以千万计的中小企业，如果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五大支柱已经具备，这些企业就可以使用3D打印技术，同时在制造环节使用当地社区自己创造的绿色电力，这样一来就不必依赖石油或者核能，最终让制造3D产品的成本几乎变为零。
　　得益于互联网的发展，营销几乎可以免费。物流也可以接近免费，因为你的车辆使用的是当地的绿色能源。总之，第三次工业革命让商业转向水平方向上的规模化（scale laterally），这对合作式企业组织有利，而不是对垂直规模化有利。
　　记者：这是说大企业的末日到来了吗？
　　杰里米·里夫金：不是。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有些大企业的确会消亡，另外一些则会转型。它们会从初级生产（primary production）——这方面分散合作的中小企业更有优势更有效率），转入聚合者（aggregator）的角色，例如汽车零部件由中小企业分散制造，大企业来负责聚合组装。
　　竞争的关键
　　记者：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对企业竞争会带来哪些改变？
　　杰里米·里夫金：从世界范围看，未来25年企业或经济体之间的竞争不在于劳动力成本，而在于能源成本。传统旧能源越来越昂贵，而且不稳定，新能源规模上来，价格会越来越低。
　　但是，很多西方经济学家没有看到这一点。例如，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里有一个关于生产力增长的观点，罗伯特·索洛后来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承认自己关于“生产力增长的关键在于每个劳动力上的资本量（capital per worker）”的观点有问题。在21世纪，每个劳动力上的资本量只解释了14%的生产力增长。那其他的86%怎么解释呢？索洛说，我们不知道。资本主义对资本太过迷恋，以至于对过去25年中对新经济增长的86%的来源茫然无知。——它实际上来自热能动力（thermo-dynamic）效率的提升，即降低能源成本，降低每个流程环节上的成本，提升热能动力效率，而这正是增长的基石所在。
　　当我们在西方提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想法时，能源公司、电力公司们会不高兴。但其中个别企业开始接受一些新想法。欧洲的电力企业过去一直习惯于制造、分配、售卖电力的模式，现在随着数以百万计的个体来自己创造绿色电力，把绿色电力回输到电网，迫使它们接受新现实：我们都在制造新电力，你的角色要怎么调整？你要来怎么经营这个能源互联网？
　　我们回顾一下IBM的经典案例，上世纪90年代其遭遇PC困境，郭士纳临危受命，卖PC不赚钱，大家都在制造出售PC，他指出世界需要的不是PC，而是管理信息的能力。现在，每个公司都有一个CIO职位。现在的电力企业，大家都在制造绿色电力，电力企业应该把角色转变到为中小企业管理绿色电力，降低它们的能源成本，提高热能动力效率。它们的客户则与他们分享生产力提升带来的收益。现在欧洲的电力企业已经在向这个新模式转型。它们并未放弃旧模式，而是采用两个组合，逐渐抛弃旧的集中模式，让新模式用20～30年时间内逐渐应用起来。
　　我认为企业的CIO应该从“首席信息官”成为首席生产力官（CPO），承担起信息管理、能源管理、热能动力效率管理以及运输物流等责任，要义在于管理好企业经营中的能源——这是一个真正的转变。
　　第三次工业革命还有多远？
　　记者： “第三次工业革命”要求五个支柱协同作用，这会使得它的实现（与前两次工业革命比较）需要更多的时间吗？
　　杰里米·里夫金：前两次工业革命都花了40～50年时间。第三次工业革命应该会更快，因为通信系统已经就绪，从上世纪70年末期到现在互联网已经存在、发展很久了；但可再生能源落后了很多。美国卡特总统的时候由于石油禁运才开始谈可再生能源。德国如果按现在的速度发展，会轻松地在2030年左右准备好五大支柱。中国做出了很好的承诺，会实现大跃进。日本也会取得很大的进步。
　　记者：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生，我们遇到的主要障碍和挑战是什么？您建议的应对策略是什么？
　　杰里米·里夫金：我认为最大的障碍在于还不知道整个故事。
　　当2008年7月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原油价格达到140美元/桶，全世界所有商品的价格都达到一个顶峰，购买力突然崩溃，这不啻于一场“地震”。证券市场稍后的崩溃只是实体经济崩溃的一个后果。当年9月，我与一些世界级企业的CEO召开电话会议，达成的共识是，过去我们一直在做孤立的努力，没有形成一种新的经济范式。我们需要协同努力，把五大支柱建设起来。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新工业革命的本质在于新通信革命和能源革命的结合；其次，我们需要理解新范式需要五大支柱的支撑；第三，产业、政府和市民社会需要合作，来建设新的基础设施。第四，发展Wi-Fi，让各个小店、办公室、家庭水平地连接在一起，让整个大洲通过遍布各地的热点连接在一起。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能源互联网可以超越地域局限，实现整个大洲范围内的连接。这正是欧盟努力的方向。前两次工业革命支持的是民族国家范围的市场，第三次工业革命能支持大洲范围内的市场。
　　对于中国来说，不仅要考虑自身的战略定位，还要考虑整个大洲。要设计一个政治机制，便于能源互联网在整个大洲范围内的互联和互操作。
　　最后一次工业革命
　　记者：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前景看起来很美好了，它会是最后一次工业革命吗？
　　杰里米·里夫金：我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就是最后一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一个过渡，为协作的时代奠定了基础。第三次工业革命完成，人类就进入协作的时代。
　　工业革命曾经创造了大量雇佣劳工工作机会。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IT、机器人、人工智能等自动化技术造成机器代替人力，很多工厂没有工人在里面工作，全靠软件运转。中国正在经历城市化进程，大批农民进入城市，但是由于工厂自动化，很多人可能找不到工作，这种情况在全世界都在发生。
　　第三次工业革命会带来最后一次雇佣劳工大潮，在接下来40年里为两代人创造大量的工作机会。我们仔细看下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五大支柱（新能源、新建筑、能源存储、能源互联网、交通物流），都意味着大量的工作机会，既包括高智力工作，也包括熟练和非熟练的工作。对有10多亿人口的中国来说，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雇佣劳工大潮就很有意义，可以解决就业问题。而且这些都可以自力更生地完成。第三次工业革命实现后，中国又可以去开发新的商业模式。
　　基础设施一旦建成，此后会出现乘数效应，创造更多人们希望从事的工作和创业机会。由于新的设施是智能化的，边际成本接近于零，那时我们就要对雇佣劳工做反思了。接下来会更多地转向技术，用一个个小的自动化智能化工作间取代工厂车间里的大规模劳动。服务业也是同样，我们再也不会看到劳动密集，语音技术、增强现实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这些技术现在已经有很好的发展，未来会更好地发展和应用。
　　总之，人类就把简单的工作交给机器和技术，自己去从事更高级的职业（而不是生产性的机器），用社会能力去建设充满人文色彩的社会。
　　第三次工业革命实现后，到2050年，人们会随之进入市民社会。市场——或者说传统的商业社会，会由少量专业职业人士通过专业技术来经营管理，大量的就业会转入市民社会的相关工作岗位上。
　　当然，转变不是一夜间就可以完成的，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