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实体经济的主体，制造业肩负着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物质基础的重要使命。
当前，制造业的发展面临较大困难，在短期的企稳回升、中长期的升级发展方面，都需要调整发展思路以适应新的环境和要求。
第一，发展目标需由规模扩张为主调整为质量增长为主的质量提升。
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制造国家，过去几十年的高增长再难持续。
制造业以规模继续扩大为基础的发展目标，必须调整为更高级发展动力推动下的质量增长这一主要目标。其中，制造业的质量型增长可以具体反应为要素的高质量、过程的高质量和产出的高质量。
第二，发展路径需由结构调整转向构建高韧性产业体系。
过去几十年，我国通过结构调整不断挖掘更高增长动力。在新发展阶段，调整制造业存量、挖掘增量同样重要。
在高新技术产业比重提高的同时，增强产业关联性，以网络化、智能化、柔性化的供应链替代传统的低韧性体系，更能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可控，这对当前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更为重要。
第三，产业体系建设需由强调比重变化转向产业深度融合。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制造业结构调整应当更加注重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而不是一些特定制造业部门产值比重的提高。
一方面，推进制造业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积极促成数字技术在制造业的应用场景创新和试点；另一方面，推进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将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作为创新实践的触发点，重点支持高端装备制造等先进制造业与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科技研发和科技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间的深度融合。
第四，市场增长需由依靠外需为主转向依靠内需释放为主。
在国内要素价格上涨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分工的双重压力下，中国经济和中国制造业出口领跑“三驾马车”的格局必须改变。
在供给端，要加大对外贸型制造企业转内销的引导和支持，逐步实现“两头在外”向“两头在内”的转变；在需求端，实施好扩大内需战略，稳定基本消费，提振升级型消费，扩大新兴消费，释放重点领域消费潜力，形成制造业发展的内需新动能。
第五，区域协调需由只关注国内布局调整转向推动全球布局优化。
近些年，随着我国中西部以劳动力为代表的要素价格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不断缩小，中西部地区招商引资形势开始变得日益严峻。政策“透支”招商使得部分中西部城市在产业发展的同时，并没有实现财政收入的增加和民生的改善，还浪费了珍贵的土地和资本资源。
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已经到了能够并且必须全球布局的阶段。面对逆全球化压力和一些国家针对中国的对抗性政策，我们更要扩大开放，构架由中国参与的、区别于发达国家过去仅仅利用当地廉价劳动资源的、最大限度实现双边或多边共赢国际制造业分工的新框架，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