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爱质量。但质量却是知易行难，而且是百变面孔，令人难以捉摸。
在工业发展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工业主题能够像质量主题这样令人着迷。质量具有典型的两面性，既像是工匠精神的一丝不苟，也有管理者的艺术特性。前者让制造工程师孜孜不倦寻求最好的质量境界，后者则让企业家乐于探索，进而带动整个组织参与质量世界。
质量充满了各种经典之作，还有众多影响深远的质量大师。有朱兰严谨壮观的《朱兰质量手册》、克劳士比诙谐易懂的质量语言，也有戴明直逼人心的质量理念,还有费根鲍姆的全面质量管理、石川馨的十四般武器和质量圈，以及刘源张诙谐直率的观察。就像是看一部历史剧,英雄豪杰们依次登场，各有独到的见解和领悟。随时读来，随时痛快。
大师们的质量理论往往都是自成体系的，就像一座一座山峰，各自肃穆巍然，一入即为洞天，别无他念。但有时候也难免会觉得不过瘾:如果把它们都放在一起,相互之间将呈现何种关系?如果再把这些理论穿插在制造变迁的洪流中，又会是何种景象？
《质量简史》一书，就是试图将各种质量理论串联起来的一本书。
它想为企业高管建立一种全新而宏大的质量视野，形成系统化的全局性质量观。单独谈论质量工程或者质量管理的本身，很容易将质量锁进一个质量部门或者学术象牙塔的囚笼里，难以产生广泛的共鸣。只有将质量意识从企业高层、中层到一线职员建立广泛地连接，而且要在全社会引起振荡，质量理念才能真正深入人心，制造才能真正脱胎换骨。
《质量简史》将各家的质量理论与制造实践用时间轴串了起来，它以制造为背量，描述了现代质量的理论变迁，从而试图回答：在看上去简单的质量面纱背后，为何会呈现出如此多样化的面孔？这也是一次试图看穿质量“变戏法”的实验性尝试。
质量往事，并不遥远。1920年是一个质量发展历史分隔线。此前，泰勒科学管理确定了劳动力的科学计量。它带来了很多令人不舒服的体能测量，但奠定了管理学科的基石。而此后，梅奥教授则确定了“人本主义”的理论，人的社会关系和工厂的同事上下级关系，更多地决定了生产效率。这两种先后诞生的理论意味深长、相互镜像，为今后管理学科的流派奠定了两大宏旨巨大的分支。它们各自分支的发展，也对质量理论形成了巨大的影响。
从1920年开始，贝尔实验室的理论基础和福特汽车大规模生产方式，都决定性地奠定了今后质量发展的根基。数学也大放异彩。数学科学就像探照灯一样，照亮了车间的每一个角落。统计科学与制造工程的结合，让质量缺陷暴露在数学精确计算的世界中。到了二战结束的时候，作为全球制造大国，美国已经形成了完整军工复合体的工业体制。这其中，军方对质量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1950年开始，“质量明星”无疑是日本和德国制造。这是一个关于“坚守质量将会让一个国家从废墟中站立并成为制造强国”的神话。日本民用品如汽车、电子等产品征服了美国，做到了它用海上舰队所无法实现的事情。质量理念在美国也被重新刷新。而在同样的时期，德国工业设计正在以另外一种方式，形成了德国特有的质量特色。二战后日本和德国的制造业几乎都是在废墟上快速崛起，这让人们意识到高超的制造能力似乎并不借助于物质基础。在追求卓越质量的生产过程中，人们对于质量理念的执着，足以弥补物质基础的缺乏。
1980年之后的十年，是一个值得质量界顿足和回味的年代。因为美国对日本制造的惊诧和崇拜，擅长造神的美国产业界，让以戴明为首的质量大师们成为社会级的偶像。在指导制造现场进步的过程中，很多质量研究者的个人想法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杠杆作用。质量就像一部舞台剧，需要明星效应来激活。质量意识其实藏在每个人的心中，只有在感受到共鸣的时候，它们才会被激发出来。于是涌现出了一批质量大师的辉煌成就，论证了那是个质量群星闪催的时代。有了质量大师的理论，使得工厂枯燥的计算方式变得生动起来。更为重要的是，企业家们听到了多样有趣的关于质量的争议，也纷纷加入质量讨论和实践的序列，这让质量最终成为企业全员参与的话题。对于质量人而言，这是一个最值得记忆的辉煌年代。质量对社会的贡献，被推到了前台，引发了人们强烈的情绪共鸣。
从1990年到1999年，全球化的要素已经开始有条不紊地运转。质量需要以标准化的形式，横扫五大洲。人们需要恪守共同的标准，才能迎接全球化的融合。质量体系和标准也变得愈发成熟,展示了质量能适应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化姿态，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这场质量大戏的华彩乐章。从2000年到2014年，“中国制造”为制造提供了大量的工厂基地。高速发展的节奏，将质量理论深入地带入高速大规模的生产应用。
质量不是“独行侠”,它是一直伴随在制造身边的“带剑侍卫”。换言之，谈论任何一种质量理论的诞生，其实都无法脱离当时的制造形态。工厂效率的提升，与质量理念螺旋提升，呈现密切的交互关系。
这意味着质量理论，需要随着制造技术的发展，反复选代和更新。这也是为什么《朱兰质量手册》作为质量界最具进化精神的图书，已经出版了第七版的原因。
2015年德国提出的“工业4.0”，引燃了全球制造的全新热情。随着智能制造的发展，数字化技术的大量应用，给质量带来了全新的特征，印象令人深刻——尽管这些特征还并没有成为一套系统的质量理论，就像是火山爆发前四处冒气的山石，但人们已经知道重大事情即将发生了。同样，强调可持续发展的ESG（环境、社会和治理），也越发成为企业不可回避的命题。它跟质量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质量理论，等待新的突破。这或许是中国质量可以为全球贡献新的质量理论之时候，值得期待。
在百年质量历史的回眸中,可以觉悟到质量具有退化的特性。它会在不知不觉中走向恶化，而不是保持人们所期望的原状。保持或者提高质量的工作,是一个长期的事业。如此看来，对抗质量退化将不得不成为企业家的天职。这一点，有时被很多管理者所忽略。
从克劳士比惊世骇俗的《质量免费》一书开始，质量变成了一门明确的金钱语言。但对于这样一门语言的使用，各个企业展开的方式并不相同:有的管理者将质量看成是一种投入,有的管理者将质量看成是一种减少亏损的方法，还有的管理者则把它看成是一门创新的战略——通过创新质量方式，使得质量具有捕获客户满意度的魅力。可以说，同样是“质量战略”，有的企业让它变成了防守的艺术，少数企业则让它变成进攻的工具。
质量意识是企业家的必备修养。唯有企业家挺身而出，才能对抗质量天生的退化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