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1日至13日，在第6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天津）期间，我参加了三场关于城市发展的论坛。夏季达沃斯是个国际平台，也是至今在亚洲举办的最高级别、最为权威的非政府组织性质的论坛。在我看来，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一个意义，是让不同空间背景下的人互相交流信息，比如美国人与中国人共同讨论城镇化问题，无疑使得城镇化的全球语境更加直观。它的另一个意义，是让生活在不同时间背景下的人互相交流，让走在我们“未来”的人告诉我们现在应该注意什么。在这次夏季达沃斯论坛上，那些来自城市化国家的国际专家，就向我们传递出强烈的信息：城镇化终究要过渡到旧城时代，向旧城投入更多的智慧，是我们必须的选择。
城外城的发展道路
12日上午9：00-10：15，讨论的议题是“新与旧：提高在亚洲城镇化区域中的竞争力”。这个论坛也是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与世界经济论坛共同主办的第一个论坛活动。
议题中的“新”，指的是新城，“旧”指的是旧城。如果从全球的背景来说，欧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基本完成，城市格局相对固定，它们的城市化现在更多体现为“城上城”的发展，也就是在原有城市基础上“推陈出新”式的发展。而亚洲，特别是中国城镇化过程中最突出的特征则是“弃旧图新”。
“弃旧图新”的中国城镇化，客观地表现为“城外城”的发展模式。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城镇建成区面积不断扩大。1990-2000年，中国的城市建设用地的面积扩大了90.5%，但城镇人口仅增长了52.96%，土地城市化是人口城市化的1.71倍。2000-2010年，中国城市建设用地的面积扩大了83.41%，土地城市化是人口城市化的1.85倍。从1981至2010年，城区人均建设用地面积从46.7平方米上升到124平方米方面。尽管从国际上来说，在快速城镇化阶段，土地城镇化一般稍快于人口城镇化，但快于1.2的比例一般就存在着城镇化粗放、不集约的问题。
如同我们庞大的制造业制造出巨大的产能一样，中国已经通过外延式扩张的方式，生产出各种各样的城市，但是这些城市是否具有较高的竞争力，是否能够持续发展，是否在全球背景下具有较高的价值创造能力以及地位，则仍然是一个待解的问题。中国城市的单位产出远低于发达国家。另外，城市的数量已经“大”到这样的阶段：它们不能再像以往那样依靠低价格的劳动力、低成本的土地征用、低约束的环境破坏、低水平的治理再继续大下去。
在这次讨论中，中方几位嘉宾如哈尔滨市长宋希斌、广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桂如、宁波市副市长洪嘉祥等，也都表示：城外城的道路终究面临着增长的天花板。我们需要改变。
向旧城投入更多的智慧
今天在中国，如何要问：城市如何成为未来经济的新领军者？跳到人们头脑里的，一定是用最好的技术、最好的基础设施，建设一座新城。新城代表着活力、生产力、竞争力，充满积极的精神，而旧城则是搬迁的对象、保护的对象，散布着一些消极的意味。
但12日10：30-12：00讨论的另外一个议题，却能给我们新的启发。这个议题的名称就似乎给出了答案：“智慧城市的领军者：城市如何成为未来经济的新领军者？”。
这场关于智慧城市的讨论，有三点让人印象深刻：
一是智慧城市讨论的背景并非是新城建设，而是旧城更新。讨论的人中，几乎都是以现有老城为基础来进行讨论。这与我们的背景显然不同，我们东西南北诸多智慧城市普遍建在新城之上，智慧城市就好像是新城的一个具有卖点的概念符号。
二是智慧城市的内容远非基础设施建设。在整个讨论中，四十多人（中国方面主要是中国城市和小城镇中心李铁主任作为受邀嘉宾）被分成四个小组进行，分别讨论到智慧城市建设的四个方面：基础设施改进、交通通讯、城市规划设计、政府公共治理。基础设施的改进是必须的，但它只是智慧城市建设一个方面。一些软性的机制建设，比如如何通过更有效的规划设计优化城市的功能，也是智慧城市的一个方面。再比如如何通过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公共努力，来实现城市的更宜居、更具经济活力，这也是智慧城市的一个方面。
三是智慧城市的投入也不同于以往的要素形式。智慧城市建设最看重的是各个方面的智慧投入。智慧是什么，现在可以一般地解释为：先进的规划发展理念、较高的人力资本素质、卓越的城市管理水平等等。这里面实际上已经讨论到未来城市的发展基础问题：它已不同于传统的那种依靠低价的劳动力、土地、环境获取的城市增长模式。
所有以上三点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旧城的价值可以也完全能够通过投入智慧得以体现。
智慧从哪里来？
城市发展需要智慧，那么所需要的智慧从哪里来？智慧可能来自于经验，但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更多的智慧来自于不同范围内的公共参与。13日上午举行的一场专门针对天津“都市的未来”的圆桌内部讨论会，正是这样一场在全球范围创造城市智慧的公与参与实践。
正如中国大多数城市一样，天津是新旧混合体。除了滨海新区这些地方外，天津从1404年设卫筑城，现在也可称为老城、旧城。最重要的混合体在于，它提出了新的目标，比如要建设成为中国北方经济中心；但它仍受制于旧的发展模式，比如它的服务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5%，而一般认为如此之低的服务业比重，在当今世界上还难以成为区域的经济中心，更不用说要发挥全球的影响力。
天津圆桌有三个特点：第一，它针对现有城市的老旧问题。天津的交通、服务业发展就被当作这两个问题被提出来。第二，它号召一种智慧的投入。全球范围内企业、城市专家、城市领导举行一个聚会，旨在寻找集体的智慧来解决一个现实的问题；第三，它是行动主义导向的，旨在通过政府、企业合作未来的深度方式，来解决城市的具体问题。
天津圆桌的内容也许并不重要，但这种形式确实值得学习借鉴。
旧城时代的新领军者
夏季达沃斯论坛又被称为“新领军者年会”。从城市的意义上讲，未来的新领军者城市都必将是旧城、老城。2008年世界城镇化率达到50%，再过二三十年，全球范围内基本上进入旧城时代。未来城市的新领军者将来自于旧城的更新、复苏，而非来自新城的面积扩大和硬要素投入。
旧城代表前人的辉煌历史。英国在1850年的城市化率就超过50%，19世纪末城市化率就达到70%。其他一些发展达家普遍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达到城镇化率50%，目前的城市化率在70%-80%之间。
旧城代表着一个发展阶段，意味着大规模新城建设所体现的外延式扩张的结束，而内涵式城市发展成为主要问题。
旧城代表一个发展模式，德国鲁尔区由50多个城市组成的城市群地区，曾经是欧洲工业基地，但现在变成了欧洲的文化首都（2010）。
日新月异的大规模的新城建设，在中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速度将会放缓。旧城区发展的问题，正在成为下一阶段的主题。旧城发展考验中国城市发展的智慧。